中国环境报：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共抓大保护，不搞大开发”战略思想，主动融入并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，云南省应该在哪些方面着重开展工作？
答：第一，更科学地推动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。生态红线虽然提出很多年了，但仍然是个新生事物，管理层面、政策层面存在很多不配套的、矛盾冲突的地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何科学地划定长江经济带生态红线，使其能够有效管控自然生态空间，是云南省当前工作的一个重点。
第二，加强自然保护区的监管、管理，使保护区管理的有效性得到增强，监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。
第三，加强对重点水体、不达标水体的污染治理，特别是对国计民生有影响的水体。云南省生态环境的总体状况是好的，但是局部区域仍有所恶化、降低。为此，云南提出了要实施洱海抢救性保护，打好蓝天保卫战，实施青山绿水行动、净土安居工程等一系列行动计划，希望通过非常规的措施，尽快使云南的环境保护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，扭转生态短板。
第四，加强风险防控，防范长江上游的环境风险。云南省是长江经济带的生态高地，除了为下游提供安全的水，还要提供安全的生态屏障。要注意加强风险管控，避免发生环境污染事件。
第五，加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。目前，长江流域缺乏统筹性保护、缺乏系统性规划设计。此外，过度开发也导致生物多样性破坏严重。必须加强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。
中国环境报：如何做到合理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？
答：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，要站在全国一盘棋的角度，使云南的生态红线划定与长江经济带的需求相适应，主动融入与服务这个国家重点发展战略。
首先，要把既有的保护区梳理清楚，使其边界更清晰。云南省的既有保护地包括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、地质公园、湿地公园、自然遗产地等，目前，我们已经做了相关梳理工作。对于这些既有保护地，必须纳入到生态红线当中去，禁止开发，这是底线。
其次，要认真科学地研究、分析、评估云南的生态环境敏感区、脆弱区。比如，金沙江的干热河谷、高山亚高山生态系统。高山生态系统是对气候变化比较敏感的区域，山头物种也对气候变化比较敏感，应把它划到生态保护红线当中去。此外，云南特有物种、极小物种分布的狭窄区域等重要生态系统，也要划定进来，更好地发挥云南的生态屏障作用。
再次，为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，云南省应及早启动生态红线监管平台的建设。
中国环境报：目前，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进展如何？下一步如何推进？
答：依托云南省环科院的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中心，我们开展了一些工作，为云南省政府和省环保厅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提供技术支持。具体来说，云南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可以分为3个阶段：2016年以前，学习研究调查搜集资料阶段；2016年，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初步技术性方案阶段；2017年，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完善、报批阶段。
2017年2月，中国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》，为全国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提供了纲领性文件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按照《意见》中的要求，使原来的工作与国家规定、意见相符，先是对原有的工作方案进行梳理，然后对自然生态空间进一步研究。2017年底，我们要完成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。
中国环境报：在生态优先的原则下，云南省的水电开发应注意哪些工作？
答：要想更好地协调水电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，第一，要制定和实施系统的、科学的、持续性的监测方案，站在流域的角度，而不是某个水体、某个电站的角度；站在生态的角度，而不是单纯的水质角度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够及时发现问题，提前预警。
第二，继续坚持生态放流，对鱼类的增殖放流坚持评估跟踪，同时把效果向社会公布、向科学家公布、向公众公布，促进措施的有效性。
第三，切实加强支流的生态系统保护。目前，云南省已经宣布不再建设小水电，但是，支流流域的环境污染因素多，状况复杂，应进一步加强保护。
第四，继续坚持天然林保护、生态林建设、防护林建设等常规性措施，使保护的系统性进一步彰显。
第五，“山水林田湖”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只有打通彼此间的“关节”与“经脉”，才能全方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。云南省具备这些自然要素，又处在长江上游地区，应该最先开展“山水林田湖”综合治理、综合保护的示范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。
中国环境报：对于建立上下游开发地区、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，有什么建议？
答：目前，生态补偿机制多是国家层面、政府层面倡导的一些补偿，多政策，少市场，没有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场机制。
要想真正发挥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，应加大对生态产品的定价研究。比如，上游地区给下游地区送了多少合格的水，下游地区就应付给上游地区多少额度的资金等。目前，科学层面对生态产品进行定价的研究比较多，但公认的成果较少。如果能在这个方面形成一些科学性成果，对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，帮助上下游地区之间进行议价、谈判，会有很好地推动作用。
除此之外，领导干部的离任审计、生态损害赔偿执行等也有对自然进行定价的技术需求。
